北京时间1月9日，The Athletic发表专题文章，犀利指出当代足坛最显著的悖论——俱乐部管理层一面高呼“长期主义”与“哲学建构”，一面却以创纪录的频率解雇主帅。通过分析多位坚持自身足球理念的教练短暂而动荡的任期，揭示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矛盾：决策者热衷于聘请有鲜明哲学的主帅作为“长期计划”的象征，却在理念落实所需的阵痛期来临时率先失去耐心。当俱乐部不断重复“支持-动摇-解雇”的循环，真正的天真或许不在坚守理念的教练席，而在于无法承受短期波动、总是仓促转向的管理层。
同样可预见的还有哈维-阿隆索在皇家马德里面临的一些困难。他试图引入一种更集体化、基于体系的比赛风格，却遭遇了更衣室的阻力——这支球队历来偏好教练给予更宽松的管理。去年五月，在执教勒沃库森取得巨大成功后，阿隆索上任时曾谈及马德里的“新时代”，但这家西班牙俱乐部主席弗洛伦蒂诺-佩雷斯是否像去年夏天声称的那样致力于这项计划，仍有待观察。
但真正的天真究竟在哪里？问题在于那些基本按预期行事的主帅吗？在于他们组建球队、处理球员关系，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处理俱乐部高管关系的方式吗？还是说，错在那些喜欢向世界宣称自己有胆量任命某类教练，却在幻想破灭、现实来袭时缺乏勇气坚持到底的权力掮客和决策者？
一方面，足球界从未如此强调长期眼光。教练及其选拔者常谈论要超越眼前的成绩压力，更倾向于探讨愿景、战略和哲学。
另一方面，抽走教练脚下地毯的行动也鲜少如此仓促。
想想看：在欧洲五大联赛执掌球队的96位主帅/主教练中，仅有12位（英格兰5位，西班牙4位，法国2位，德国1位，意大利0位）在任超过三年。另有仅10位（法国4位，英格兰、西班牙、德国各2位，意大利再次为0位）在任两到三年。在这96家俱乐部中，近半数（47家）在过去12个月内更换过教练。其中一些俱乐部，包括流浪者、森林和西汉姆联，至少更换了两次。
我们常常听到，用溢美之词宣称教练任命符合某种宏伟的、统领全局的计划、愿景或——又是那个词——哲学。但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坚持——通常正是他在面试过程中阐明的那一套——往往在不久后不可避免的状况发生时，反过来成为教练被诟病的理由。
南希在格拉斯哥的痛苦经历将成为此类事件的经典案例。蒂斯代尔推动了这次任命，但凯尔特人高层也全力支持。12月3日的声明中，大股东德尔蒙特-戴斯蒙德、主席彼得-拉维尔和首席执行官迈克尔-尼科尔森争相盛赞南希的执教能力，并表态将全力支持他（“坚定不移的支持”、“我们所有的支持”、“一切支持”）应对未来的挑战。
南希的信念同样坚定不移：他坚信在美职联哥伦布机员队取得巨大成功的足球哲学，相信自己有能力适应执教凯尔特人的特殊挑战，也相信新雇主全力支持他的承诺是真诚的。在上周日一场惨败给流浪者队的“老字号德比”前，他敦促质疑者“在几周、几个月后再评判我”。然而周一午后，他便已离任。
每一次教练任命都伴随着风险。赛季中期任命的这种风险会放大，尤其是当相关教练——正如近来被鼓励的那样——对其某种比赛风格抱持教条式的坚持时。
2024年10月，曼联在解雇滕哈格后接触阿莫林，他告知对方，更倾向于带领葡超冠军葡萄牙体育完成该赛季，原因有二：一是出于忠诚；二是因为在赛程密集的赛季中途引入他的体系非常困难，远不如在次年夏季拥有完整季前备战计划时再开始工作。
但曼联高层听不进去。正如阿莫林上任后向记者解释的那样，他“被告知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”——而纵观事态发展，这位40岁的主帅在14个月的任期内仅赢得15场英超比赛后便被解雇，很难不让人得出结论：“拒绝”或许是更好的回应。
如果曼联高层的做法有任何证据表明是基于某种宏观的足球愿景——就像拉特克利夫爵士在年初收购曼联27.7%初始股份后声称要建立的那种——那么面对阿莫林的担忧发出这种最后通牒或许更容易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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